早在20年前就有一批人星夜兼程、艰苦前行，他们担当起为自己、为公司、为国家的生存打造“备胎”的任务，担当起赢取市场的责任，并为自己的研究起个名字叫“中国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防止被“卡脖子”，防止有一天别人可能给我们断粮。而这些芯片，没有市场而且挣不到钱，甚至一辈子都用不上，可是他们仍然努力在为完全中国人自己掌控的芯片工作着。　　               

　　中关村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40年来，中关村从京郊一个小村，成长为享誉全球、影响世界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有超过2万家高科技企业在中关村蓬勃发展，其中高新企业1.3万家，上市公司320多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618家，独角兽企业近70家，创造着数以万亿计的年产值。

　　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万件，累计主导创制发布标准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项。仅2017年，中关村企业就有51项（通用项目）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36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关村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紧跟技术革命浪潮，突破体制机制束缚，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发展之路。

　　重提中关村，跳不过“92派”，总结一下“92派”留给我们的经验，这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如火如荼的“双创”活动。而“下海”那拨人，是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在我们共享中关村辉煌成果的今日，我们选择当年“下海”其中之一杜猛，看他如何用行动诠释“中关村精神”，展示中关村孵化出来的一个“斗士”的无上荣光。

　　最早的“下海” 

　　早年的创业不叫“创业”，叫“下海”。新中国的第一波“下海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主流的创业者以“个体户”为多，大多是城镇待业人员，被逼无奈自谋生计，算是被动创业者。

　　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和珠海等地，在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全民大讨论中，用自己的“脚印”投了一票。是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在酝酿出台。在这一背景下，“创业潮”以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解放思想、搞活商品经济为主，一路高歌猛进。

　　这一年，一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者集体开拓了中国公司元年。从那时候算起，中国共有七、八次创业大潮，每一次大潮都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引导，更是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早年的创业潮带有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烙印。在中关村创立了声名显赫一时的“两通两海”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知识经济学者和“下海”的高收入群体，彻底扭转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等现象的局面。政府对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了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即“海归派”。

　　1992年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低层干部中出现了一次“下海经商”热潮，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加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当年有40万人“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及彻底“辞职”，全国共计约50万人加入了“下海”队伍，推波助澜，闯入商海。

　　我的“中国芯”

　　杜猛现任中企资本联盟主席。作为60年代生人，杜猛遵循的原则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983年4月10日，杜猛在钓鱼台国宾馆现场见证了中德双方出资比例各占50%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草约签订仪式，后生产的“桑塔纳”几乎成了“国民车”，这一里程碑事件催生出台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也影响着“小青年”杜猛。

　　受92年南巡讲话的影响，杜猛放下“三尺讲台写春秋”的传统思维，于1994年5月从学校事业单位编制教务科长岗位上“停薪留职”后，加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三九集团二级单位工作，同时，边打工边创业，拿着高薪补到创办的公司上去，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旁边的“新奥公司办公楼上”租了一间房做试验室，又请他的哥们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樊会文博士，帮他在人大西门附近新浪公司所在的小区里租了套一居室住宅做办公室，支付了1500元中介费，建了“中企实用性芯片试验室”和“地平线”公司。接着又在中央财经大学附近的孟州市驻京办事处租了一间房子，找到后来发展成金融大鳄的“涌金系”老板魏东做合伙人，拉了几个教师和几个研究员参与，就这样，试验室和公司都开张了。

　　英雄，大都是在以卵击石中产生的。杜猛当时并没有雄厚的资本，但没有多少犹疑，他就把自家准备买房的钱、和魏东一起炒股票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决意背水一战。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它是应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DSP芯片之后，芯片开始得到真正的广泛应用。一开始，杜猛他们先搞单芯片雷达系统产品贸易，又推销其产品在汽车中的广泛应用。后来换代成集成电路装配单芯片产品系统的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研鏖战，他们完成了“实用性模仿芯片解决方案设计”，并起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芯”。

　　“中国芯”这个名字，曾有三个备选名：中关芯片、后羿芯片、中国芯。当时，香港歌星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唱遍祖国大江南北，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杜猛灵机一动，提出了“中国芯”这个名字，得到大家一致肯定，杜猛他们都期望自己的产品也能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无疑，杜猛他们是最早提出“中国芯”概念的那一拨人。对于“实用性模仿芯片解决方案设计”亦即杜猛的“中国芯”的意义，杜猛打比方说：这就像给芯片市场推广打通了一个隧道，让后面的人从此得以通过。过去面对这个关键点，别人都选择绕道走，因为必须有人趴在地上，才能通过这个关键点，而杜猛他们就做了趴在地上的人。

　　其实，何止趴在地上，为了“中国芯“，杜猛还曾差点丢了性命。1995年10月25日，杜猛与合作伙伴冯长科从武汉开了一夜车，于凌晨7:50快到北京杜家坎时，因车制动抱死，车子翻过隔离带飞到了马路对面。万幸的是，杜猛和伙伴毫发无损，甚至杜猛连戴着的眼镜都没掉下来，杜猛打趣说：是老天爷眷顾中关村创业的人呐。

　　所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猛的“中国芯”产品并没有销遍大江南北，“中国芯”的名字却红遍祖国大地，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名词。这期间，“中国芯”被广泛应用，国家项目和国有资产参控股的公司索性将“中国芯”作为自己研发的产品的名字，目前，科技界芯片研发群体中的民营队、国家队、华侨队都在搞“中国芯”。这样，海内外、举国上下就都有了一颗“中国芯”。此情此景，让杜猛感到与有荣焉。

　　后来，有了CPU，接下来有了GPU，现在有了AI。杜猛他们体会到芯片的研发不是短期行为，不是靠钱能砸出来的，需要资金长期投入以及巨量的经验积累。1995年底，杜猛因故退出创业公司，计划出国充电镀金，他想到先进国家去学学看看。于是把公司移交给合伙人，暂时终止了中关村创业生涯。

　　杜猛因此称，为了“中国芯”，他们实际上既算是“先驱”，也称得上“先烈”。 

　　“两个半软件公司”

　　2000年的时候，中关村曾有一个传说叫“两个半软件公司”， 一个是北大方正（激光照排），一个是王码公司（五笔字型），半个是北大高智（CPU芯片技术研发与通讯及其完整解决方案公司）。——这两个半公司的强烈愿望是追求完全中国人的自主知识产权。

　　话说1999年初，杜猛重返中关村，他找到北大王选教授，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北大方正顾问，但并没有如愿担任公司要职。

　　2001年在北大产业办主导下，杜猛担任1994年成立的“北大高智研发中心”校企联合改制工作组组长，参与校企国资混改，并担任重组后的“北大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再次投入芯片研发与经营的杜猛，放弃了自己参评正高职称的机会，把名额让给了同事，全心全意再次向芯片界进发。

　　北大高智曾拥有一大批顶尖的计算机学博士和软件开发团队及其资本运作能力，与“巨大中华”都打过交道。“巨大中华”是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高智公司还拥有3个一流的合作试验室，45个技术专利项目，广州、上海等6个分司，2个合作生产基地。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产权“不清晰”，未能有效评估，实际资产远超注册资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家，全球50%的芯片需求在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说自己的芯片技术是世界第三，那么没有人敢说是第二。我们缺少的是世界一流核心技术，而不是一般实用性单芯片技术。北大高智同期，我国有很多芯片课题组，致力于“中国芯”的研发，目标当然是CPU智能芯片。

　　人们形容到中关村“下海”是九死一生，而存活率最低的领域则是做芯片。有一句话叫：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华尔街，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去华尔街。做金融如此，做高科技也是如此，尤其是核心技术更是如此。你爱一个人让他去做芯片，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去做芯片，你要让他一事无成就鼓励他去玩芯片。芯片不是炙手可热的资本风口，干这一行就等同选择了冒险精神和直面残酷无情的现实，不仅要忍得起低调沉闷加寂寞，而且要能耐受“地狱般的”心理磨练，和常常让你欲哭无泪的可怜光景。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杜猛当年的切身感受。

　　杜猛在他的哥们儿、北大电子学系副教授郑大春博士的帮助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北大高智的改制重组，他又陆续邀请他过去的部下、中科院表面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叶尚云博士加入并担任北大高智副总负责组织国内的技术团队，哈佛的黄冲博士负责组织国际团队，在华尔街混了十几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黄云博士组织境外融资团队，麻省理工的黄涛博士负责组织美国谷硅的芯片技术研发团队，北大电子学系黄珏华博士负责处理原高智的遗留问题……；又想办法与上市公司京西旅游合作，寻求山东鲁能集团党委的支持；与美国《自然》杂志建立联系，意在获得前沿科技市场转化成果；杜猛还曾找到我国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先生的孙女儿，邀请她到北大校企调研，联手研发芯片；请斯坦福的邓敏博士回国负责上海公司，派自己以前的办公室主任李海燕、秘书陈贵到烟台与建委和中俄基地合作创建北大高智烟台公司。“中国芯”的寓意深刻且形象，北大高智是北京大学对外技术输出公司，他们与众多公司一样都有一颗“中国芯”。北大高智又是研发型公司，北大高智人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所以杜猛偶尔也请当代诗人汪国真等到北大逸夫楼高智研发中心，与技术专家们作诗吟赋，畅谈人生未来以调节公司的沉闷气氛。

　　北大高智同时是美国四大芯片供应商之一的英特尔中国区的总代。

　　杜猛就这样上窜下跳地做铺路石，当挖掘机。

　　遗憾的是，你在通宵达旦忙碌之时，对手也在夜以继日地前进。不久，高通、TI等国际大企业相继发布了多媒体功能的单芯片，震惊业界，令许多埋头实干的科技公司感到绝望而被迫选择放弃芯片研发。

　　这些令人泄气的消息，也让北大高智的一群技术博士和青年骨干低下了沉重的头颅。本来他们通过努力拥有了自己的科技成果，但当看到被国外巨头不断超越常常只能望其项背时，强者的自尊，斗士的伤痛，竟一齐涌来，忍不住化作满眼泪。

　　中关村陷入英雄悲情。一时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成为当时业内的“笑话”。此后，国产芯片一度无人问津，研发停滞不前。

　　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就芯片而言，杜猛认为，虽然中国规模科技公司在芯片的研发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但目前芯片的制造仍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短板，杜猛甚至不无痛心地比喻中国芯片好比科技界的“中国足球”。

　　贴着“中关村”标签的神话

　　杜猛一再强调自己算不上铁肩担道义的英雄，他只是个关键时刻敢于为事业破釜沉舟的汉子，也是个有时候又不得不顺势而为的普通奋进者。

　　没有英雄的故事毕竟就像画龙忘了点睛。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王永民的五笔字输入法，我们中国人存在被信息社会淘汰出局的可能性。五笔字型输入法自发明36年来，没有被新的输入方法颠覆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生命力。至于王选 的激光照排和杜猛的“中国芯”，那是中关村里完全属于中国人的知识产权。中关村人闯入了外国人设计的26个字母组成的键盘，同时，激光照排让我们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这些，历史不会忘记的。

　　杜猛跟他同时代的那些中关村先驱们一样，都已成为贴着“中关村”标签的神话和传说。他们参与改革也推进了变革，他们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的精神，恰如追日夸父。而他们当年寻梦的桃林里，一直活跃着前赴后继的追梦人，并且早已不再仅限于一个“北京中关村”，这既让杜猛感到欣慰，又让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代代中关村人都有着同样的“中关村精神”，他们坚信，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让中关村超越硅谷，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的第一示范区，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具创造动力的创新大国。

　　无论是早期的中企芯片人，还是后来的北大高智人，他们对芯片都有一种“死了都要爱”的痴迷。也许这首由柳传志作词，刘欢演唱的歌曲最能代表杜猛们的心声：

　　那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为不安分的心 

　　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

　　文/ 司马